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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事证据收集制度之完善

时间:2014-11-19 16:40:12  来源:  作者:韩海霞

 

摘要:证据是诉讼的核心,证明是诉讼的主线,因此证据收集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当事人胜诉与否之关键。协同主义证据收集制度既集合各种可能集合的力量来保障当事人的证明权,又能够保障法官在整个诉讼中的中立地位,贯彻了当事人主义的基调,又体现出司法权在证据收集程序中推动诉讼进程、维护公平正义的功能,实现效率与公正的统一、权利与责任的平衡。我国的证据收集制度,从法律条文形式上看属于当事人收集为主法院收集为补充证据收集制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过头的当事人主义,加上虽然规定了当事人收集证据的主体地位,但是对当事人收集证据的具体方式、收集证据的对象无正当理由不配合拒不提供证据时的权利、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法院无正当理由不予调查收集并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当事人败诉的权利等未作出明确可操作性的规定,而法院在证据收集中又处于消极地位,这就导致了因当事人诉讼能力偏低等原因,诉讼中弱者的利益难以得到保护,司法公正也无法实现。因此我国在司法实践中的证据收集制度不具备协同主义民事证据收集制度所强调的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持有证据的案外人或者组织的协作特征。本文旨在从我国证据收集制度的现状出发,结合各国证据收集制度改革内容和司法实践,指出我国在证据收集方面存在的问题,加以制度重构,从而达到既能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证明权,又能充分发挥法官在诉讼中依职权收集证据的作用。全文共6857字。
关键词 证据收集 缺陷 协同
“协同主义证据收集制度,就是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指导,以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协助推进诉讼义务、法官阐明权制度、证明妨害制度为框架的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当事人相互之间、诉讼主体与案外人之间协力收集案件证据、交流案件信息的证据收集制度。”①该项制度除了要求案件的当事人积极收集证据外,核心在于不负有证明责任的主体,例如法院、对方当事人、持有证据的案外人或者组织,辅助负有证明责任的主体收集证据以保障该当事人的证明权。当然,要求对方当事人以败诉的风险来积极配合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收集证据,笔者认为有些牵强,但是如果构建一套完善的证据收集制度,在以当事人收集证据为主的情况下,合理的发挥法院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协同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法院、相对方、案外人提供保障案件公正的证据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因此,本文着重研究负有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法官的证据收集制度。
一、 协同主义民事证据收集制度的模式、概念及其价值
从理论上来讲,民事证据收集制度可以划分为四种模式:当事人完全自行收集、法院绝对主导收集、以法院收集为主当事人收集为补充、以当事人收集为主法院予以配合。第一种证据收集模式党派性较强、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积极性较高但缺乏一种强制力的保障,当事人虽有提高证据收集效率的内在需求,但由于缺乏公权力的保障,在证据为不愿出示的对方当事人或案外人所持有的情形下,收集该类证据显然困难重重。而第二三种证据收集模式实际上为程度不同的职权收集,职权收集的证据客观性较强、党派性较弱,但司法成本较高。在当下诉讼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将证据收集的重任完全或者大部分交于法院,一方面从公正方面来看,诉讼这一纠纷解决机制的公正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经过一系列证据交锋、观点辩论后判断结论的后发优势和依据的周延性。因此从程序制度上保障裁判者尽量保持中立、被动听审状态至最后判断一刻就极为必要。而职权收集模式恰有易于使法官先入为主、形成预断的极大嫌疑。即使单设证据调查法官或审前程序法官,由于同僚之间的基础性互信,审判法官也极易认同职权调查证据的证明力。另一方面从法院的实际案件量来讲,每个案件的证据收集工作都以法官为主,极易造成司法资源总量的浪费以及司法效率的下降。只有第四种证据收集制度没有片面地强调当事人或法院一方的责任、义务,既贯彻了当事人主义的基调,又体现出司法权在证据收集程序中推动诉讼进程、维护公平正义的功能,实现效率与公正的统一、权利与责任的平衡。
协同主义这一概念起源于德国,瓦塞曼(Wassermann)在1978年出版的《社会民主诉讼》一书中“主张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结合,即诉讼由当事人双方和法院构成的共同体来协作运作,在法院和双方当事人之间设立对话的桥梁,通过对话促进纠纷的早期解决。这种模式被称为协同主义(Kooperationmaxime)。”②许多国家收集制度中不是强调职权收集或仅由当事人自行收集,而是强调证据持有人的开示或者提出义务,法院在听取证据收集方和持有方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运用强制力协助当事人收集证据,这些制度就体现了协同主义的思想。
民事证据收集制度是指民事诉讼中调整证据发现、采集、提取和固定的一系列制度的总称。一般来说,民事证据收集制度主要不是研究当事人自己持有的对胜诉有利的证据或是能够轻易从案外人处调取的证据,而主要是研究相对方或者案外人持有证据不愿出示,协调申请人和法院之间的关系,申请人与被责令提交证据方之间的关系,保障申请人的证明权与对方当事人、案外人合法权益、协调双方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证据收集制度的重心在于如何帮助当事人顺利收集到有利证据。而协同主义证据收集制度恰恰最有利于客服上述障碍,实现诉讼效率与公正的统一、不同诉讼主体权利与责任的平衡。该项制度的价值在于:有利于提高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能力。“根据证据进行审判是近代司法制度的根本原则。所以,无法为所主张的权利举证,该权利实际上就会变得毫无意义。”③证据裁判主义决定了证据在诉讼中的中心地位,因此证据的收集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司法实践中,对方当事人和案外人持有的证据,负有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往往难以收集。在这种情况下,直接适用证明责任判决其败诉,这种行为不仅是对举证弱势一方的惩罚,也可能造成更多的案外人或者相对方恶意妨害司法公正。而协同主义则通过规定法官、相对方、案外人的权利义务来提高负有举证责任一方的证明能力。
二 我国证据收集制度的现状及缺陷
我国的证据收集制度,从法律条文形式上看属于上述第四种证据收集模式:当事人收集为主、法院收集为辅,这也提现了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当事人与法院协同诉讼,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予以重视和提升,法院的强职权地位被削弱。司法实践中这种模式成效明显:当事人举证已经成为各级法院获取案件信息的主要来源,而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却在司法实践中少之又少。但是这种过头的当事人主义,加上虽然规定了当事人收集证据的主体地位,但是对当事人收集证据的具体方式、收集证据的对象无正当理由不配合拒不提供证据时的权利、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法院无正当理由不予调查收集并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当事人败诉的权利等未作出明确可操作性的规定,而法院在证据收集中处于消极地位,这就导致了因当事人诉讼能力偏低等原因,诉讼中弱者的利益难以得到保护,司法公正也无法实现。
我国的证据收集制度,从法律条文形式上看属于当事人收集为主法院收集为补充的上述第四种证据收集制度,但由于缺乏对当事人取证权程序保障,实践中基本等同于当事人自行收集,不具备协同主义民事证据收集制度所强调的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持有证据的案外人或者组织的协作特征。在司法实践中,证据收集存在以下问题:(1)负有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由于法律知识欠缺,不知从何入手来收集证据,而在此过程中,法官的直接介入又与“以当事人为主导,法官收集证据只能是例外”的原则相违背;(2)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当然可以委托律师代理相关事宜,但律师代理过程中证据收集的途径不见得比当事人顺畅。就简单的以调取户籍地址为例,法院为了确保程序合法,在被告下落不明的情况下要求当事人提供被告人的户籍信息,大部分代理人无法提供。按法律规定,律师可以凭借律师执照向派出所调取相关信息,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相关单位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往往出现律师应有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就引出证据收集的另一个问题,律师有哪些收集证据的权利,而法院、案外人又应如何配合以提高当事人的证明能力;(3)在协同主义民事证据收集制度中,法院作为依职权调取证据的一方,对于提高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当事人怠于收集证据和难以收集证据,法官调取证据过程中的障碍和阻力如何排除,同时法官办公室办案的模式如何去除都值得我们去研究。
三、协同主义证据收集制度的完善
协同主义证据收集制度需要从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上着手,不断完善我国的证据收集制度规则,做到以当事人收集证据为主,在此过程中法院发挥合理适当的依职权调取证据的作用,既保障公民合理合法的取证权,又能够保障中立裁判的法律地位。
(一)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
公民的法律素质对形成真正意义的协同主义证据收集制度至关重要,丰富的法律知识能够使公民在社会法律活动中作出做什么、不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的正确决定,而具体到证据收集过程中,一个具有丰富法律知识的当事人,在诉前就会有保留对自己有利证据的法律意识,既可以节约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又可以实现司法公正。例如,在一个商品房合同纠纷中,业主称房子被水淹因为水阀是开发商提供的,质量差,但是当要求业主提供证据时,业主却说发票已经丢失,房地产商方也有该发票。这个案子中证据收集就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由于业主法律意识淡薄,在日常生活中不注意留有相关证据,导致决定案件胜诉与否的证据流失,从而使自己在案件中处于被告地位;另一个是作为相对人的房地产商是否会将可能导致自己败诉的证据提交给法庭,这也是协同主义证据收集制度的一部分。
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对实现各级政府公务人员“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协同主义证据收集制度的完善。对于政府中的各级领导干部而言,良好的法律素质必然能够促进其正确的认识法律的地位、本质和作用,树立现代的法治观念;同时这也是其在工作中能够摒弃“人治”,改变“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陋习的内驱力。如果一个国家中各部门单位能够积极的配合法律的实施,那么上述提到的负有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的委托代人调取相关证据、法官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就会顺畅许多。
法官作为职业法律人,按理来说法律素质应该较高,但在实践中确实存在法官法律意识淡薄、对待案件懈怠的情况。例如,在人身损害案件中,当事人提出自己的皮衣在被殴打过程中损坏,提交了被殴打前购买皮衣的发票和皮衣标价挂牌,同时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也提到了皮衣损坏的问题。被告未到庭,无法对该证据进行质证。大多数司法实践中会不支持当事人的诉求,皮衣是否是被打当天穿的皮衣,发票是否真实,即使皮衣确实是被被告损毁,皮衣穿那么多天有折损,具体认定损失也不好认定,大多数法官会以证据不足把该项诉求驳回去。这个案例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法官是否存在懈怠案件的行为,法官是否应该释明原告补充收集证据,或者在被告不配合的情况下依职权调取证据;第二,只有现有证据的情况下,如果支持原告的该项诉求,法官是否可以凭借自己的职业素养,自由裁量该皮衣的折旧价值。因为一件皮衣进行司法鉴定一方面浪费资源,另一方面司法鉴定收费高昂,在此情况下,排除其他因素,原告在遭受身体伤害的情况下,经济上也无法得到赔偿,笔者认为有损司法公正和公民对法律的信仰。相反,法官整体素质提升,对于查明案情、正确适用法律至关重要。具体到证据收集中来,法官更能够明晰的界定哪些情况下自己应该依职权调取证据,从而丢掉只在法庭审案的陋习。
(二)诉讼中的协同义务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出来,民事诉讼案件的数量也不断增多,新的案件类型也不断涌现,我国的证据收集制度应吸收国外成功经验,在保障当事人取证权的前提下,也能做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和保障诉讼效率。
1、明确规定当事人及案外人的证据提出义务。在民事诉讼中,通过对双方当事人及其案外第三人证据提出义务的强化,有利于查明案件真实,保障当事人在诉讼中实现实体正义。结合国外的制度,笔者认为应对以下制度进行完善:
第一、        证据开示制度。所谓证据开示制度,是指除享有秘密特权保护的以外,诉讼当事人或案外人所掌握的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均应向对方当事人及案外人披露上述证据材料。该制度我国在证据收集制度制定过程中可以借鉴,以保障当事人的证明权。
第二、        文书提出命令制度。文书提出命令制度是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收集书证的一种手段。所谓文书提出命令,是指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向持有文书的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发出的提出文书的命令。在该制度下,强调书证持有人的文书提出义务,法院在听取书证收集方和持有方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运用强制力协助当事人收集书证。这不仅有利于个案证据的收集和案件真实的查明,且有利于维护法官的中立地位。
第三、        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调查令是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自己需要的证据,经申请并获人民法院批准,由法院签发给当事人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所需证据的法律文件。调查令制度能通过法院强制性地要求相对方及第三人提出相关证据,为在现代型诉讼中处于弱势的当事人提供有力的保障,有利于发现案件真实和实现程序公正。
第四、        明确规定不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和诉讼外第三人在证据收集中的协助说明义务,以及不履行协助说明义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这不仅有利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贯彻,顺利推进诉讼程序,而且有利于查明案件真实,实现实体正义。
2、合理划分法院与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
在法院和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分配问题上,最关键的是要合理界定法院调查取证权的范围。在确定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时,既要考虑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实现,又要兼顾制度的效率。
第一,对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进行必要的限制。在界定该范围方面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方面,如果将其范围界定太宽,容易导致法院的介入对当事人平等诉讼格局的破坏和损及到法院的中立地位,影响程序公正及实体公正的实现;另一方面,如果将其范围界定太窄,又不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因此,对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进行界定时,应在进一步完善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制度,使当事人的证明权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对法院的调查取证权进行限制。
第二,对于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应从五方面来充实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的内容,以增强实效。
(1)除涉及国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外,在无法发放调查令的情况下当事人才可以申请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在界定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时,应注意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协调,法院不能为了发现真实而将自己变成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法院对证据的调查不应损及其中立地位。
(2)法院应在诉讼中注重行使释明权,例如对于案件事实需要鉴定或者进行物品、现场勘验的,当事人又未提起鉴定或者勘验申请的,法院可以通过释明,告之其有此项权利,依其申请进行鉴定或者勘验。
(3)在法律规范中明确规定申请调查取证权的构成要件。具体包括:该证据对查明案件中的争议事实具有重要作用;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为本人及其代理人无法收集的证据;当事人向法院提出了书面申请;一般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7日内提出申请。④
(4)为防止法官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存在懈怠行为,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法院拒绝的,法律应明确规定法院应该阐述拒绝理由,并向当事人送达书面通知。对于当事人的申请,不论是申请法院向案外第三人调查取证,还是向对方当事人调查取证,申请人都应提供书面申请,法院经审查后,如果拒绝,应当详细阐述拒绝理由并向当事人送达书面通知。这不仅有利于规范人民法院的诉讼行为,而且能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权,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5)进一步具体规定申请调查取证的规则。在申请调查取证的过程中,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如申请人和法院之间的关系,申请人与被责令提交证据方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需要保护申请人的证明权与对方当事人、案外人合法权益。这些关系中存在矛盾,就需要在具体制度的制定中予以平衡。在设定具体规则时,应关注对其他合法权益的保护,明确规定文书持有人在何种情形下具有提出的义务,何种情况下可拒绝提出,申请人申请时应提供哪些材料,法院发出提出命令后持有人拒绝提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综上,在保障当事人证明权的同时,为确保诉讼效率,还应加强法院对当事人收集证据过程的管理,防止当事人之间的证据收集过于拖沓。协同主义证据收集制度的完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着我国的司法改革的方向,使我国的诉讼朝着更加和谐、保障协调各方权益的方向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梦飞:《协同主义民事证据收集制度之功能研究》,载《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7页。
(2) 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3) 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4) 杨雅妮:《民事证据收集权分配问题之思考》,载《兰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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