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天气预报:
站内搜索: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司法调研

从离婚救济制度的完善看我国诉讼离婚法定理由的确定

时间:2014-10-01 16:37:49  来源:  作者:马书英

 

论文提要:我国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诉讼离婚的法定理由,但因为感情的不可琢磨性,对感情是否破裂的认识不同,使得诉讼离婚的结果因法官个人的差别而存有差异。因此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减少不确定因素对诉讼结果的影响,有必要对离婚的法定理由重新进行确定。同时通过对离婚救济制度的完善,使离婚法定理由的确定更加客观、可操作。
诉讼离婚的法定理由是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依据。我国现行婚姻法比较完整地对我国诉讼离婚的法定理由进行了规定。采取的是绝对破裂主义的原则。但立法中绝对破裂主义原则与司法实践中相对破裂主义并存。“感情确已破裂”的抽象性与婚姻关系破裂的具体性存在差异。符合离婚条件的情形客观存在与证据的难以取得出现矛盾。因此有必要对离婚制度进行完善。离婚法定理由的具体内容应调整为:“人民法院审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应当准予离婚。”而对于其他情形则在法条中不加规定。对于一些为维护婚姻关系中弱者的利益而不准予离婚的问题,则完全可以通过对我国离婚的救济制度进行完善而解决,而不能将不准予离婚作为对有过错方的惩罚。在家务劳动补偿中不应以夫妻分别财产制为前提。对经济帮助进行具体化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应予完善:扩大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范围;过错的举证责任采用过错推定原则;破坏婚姻关系的第三者也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全文共6159字。
以下正文
我国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诉讼离婚的法定理由,但因为感情的不可琢磨性,个人对感情是否破裂的认识不同,使得诉讼离婚的结果因法官个人认识、年龄等等的差别而存有差异。因此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减少不确定因素对诉讼结果的影响,有必要对离婚的法定理由重新进行确定。同时通过对离婚救济制度的完善,使离婚法定理由的确定更加客观、可操作。
一、对我国关于诉讼离婚法定理由相关规定的分析
(一)关于诉讼离婚法定理由的法律渊源
诉讼离婚的法定理由是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依据。我国1980年的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该法条就是对诉讼离婚理由的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规定了14种情形,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进行界定,如:“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的;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等。虽然分不同情形对“感情确已破裂”的表象进行了描述,但也仅是“可以”判定离婚,而非“必须”,在具备了上述的某些条件,仍可能因为其他情形而不被准予离婚。2001年,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进行了修订,对诉讼离婚理由的主要规定为:“人民法院审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比较完整地对我国诉讼离婚的法定理由进行了规定。
(二)确定诉讼离婚法定理由所采取的原则
近现代亲属法中,对离婚问题立法所采用的原则,基本上有三种。即目的主义、过错主义和破裂主义。目的主义指婚姻关系因出现某种影响婚姻目的实现的客观原因而可解除。过错主义,也称有责主义,是指因夫妻一方或双方犯有法定过错而准许其离婚。[1]破裂主义,也就是只要双方感情确已破裂,不管夫妻双方谁有过错,经过调解无效,就可判决离婚。即使在一方有过错的情况下,只要一方坚决提出离婚,只要能确定感情已破裂,则不能将不准离婚作为对过错方的惩罚,对无过错方的救助,而仍应判令离婚。破裂主义有绝对破裂主义和相对破裂主义两种立法例。[2]我国现行婚姻法在离婚理由上采用的是客观的绝对破裂主义的原则,以“感情确已破裂”对离婚的理由进行相对抽象的概括性规定,又列举四种特殊情形对离婚理由进行具体认定,再加一“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情形”的兜底条款。
二、我国现行诉讼离婚法定理由适用中存在的弊端
(一)立法中绝对破裂主义原则与司法实践中相对破裂主义并存
我国1980年的婚姻法就已规定“感情确已破裂”的离婚理由,当时这样规定的理由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草案)〉的说明》中可见一斑,“由于我国废除封建婚姻时间不太久,经济、文化水平还较低,有些社会舆论对提出离婚的一方往往不表同情,问题比较复杂。多年来,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时掌握偏严,就反映了这种社会情况。根据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意见,草案改为“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增加了“如感情确已破裂”这个条件。这样规定,既坚持了婚姻自由的原则,又给了法院一定的灵活性,比较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所以说当时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理由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婚姻法》又沿袭了这一规定,对离婚的理由采例示主义,对可判定离婚的情形进行了概括性和部分具体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什么情形能够判定离婚,法院还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法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的余地。虽然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离婚的理由依据的是绝对破裂主义原则,但在审判中有时却出现适用相对破裂主义的做法。在审判实践中,有的当事人因不同意离婚,并扬言以暴力或自杀等方法要挟,对离婚请求方和法院施加压力,对这种案件,法院有时会考虑安定稳定,在明知婚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却判决不准离婚。法院对有过错方提出离婚的案件,以判决不准离婚作为对过错方的惩罚,致使离婚请求方的离婚自由受到限制。如有这样的案例:原告五次起诉离婚仍未被准予离婚,主要是因为被告为年逾五旬的女性,身患多种病症又无经济来源,而原告从事教师职业,有固定收入,如果被判令离婚,则原告将老无所依。在另一个案例中,原告四次诉至法院离婚,且被告曾因实施家庭暴力被判刑但仍未准予原告离婚,主要考虑的是被告自诉原告犯有重婚罪,被告称如若判决离婚将会出现过激行为,因此在刑事案件未结之前未予离婚。从上述两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当离婚对这个家庭的冲击相当大时,大到如果离婚则可能引起一方出现极端行为时,就会出现为了子女或另一方的利益,让一方婚姻当事人牺牲自己的利益,以避免因离婚对家庭以及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规定过于原则,标准抽象化,实践中操作性不强,司法实践中各个法官对其理解不一,主观色彩较浓,会出现因为法官的个人认识水平、职业能力、职业操守等存在差异,导致裁判尺度不一,类似案件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存在法官滥用裁量权的隐患。
(二)“感情确已破裂”的抽象性与婚姻关系破裂的具体性之间存在差异
列夫·托尔斯泰在其《安娜·卡列尼娜》中早就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感情属于精神活动范畴,夫妻之间的感情纯属个人的心理、内心的感受,主观色彩浓厚,也具有较强的隐秘性,即使是当事人自己也往往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或不可捉摸。以主观意识范畴的感情破裂作为唯一的离婚标准,无法概括由各种原因引起的婚姻关系灭亡,容易导致法官判决的随意性和司法不公。在离婚诉讼中,大多起诉要求离婚的一方都会称“感情确已破裂”,并摆出另一方不顾家庭、不照顾孩子,甚至一些啼笑皆非的理由,而另一方如不想离婚,则会坚持称感情并未破裂,也会以各种理由进行辩驳。如此,在夫妻双方对夫妻感情是否已破裂作为“当局者迷”时,而法官作为“旁观者也未必真就能清”。这就造成了离婚审判难免存在随意性和盲目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部经不只包括夫妻之间的精神生活,还应包括经济生活及其他方面。而感情生活只是婚姻关系的一部分,不能等于也不能够代替构成婚姻关系的其他方面,感情破裂并不等同于婚姻关系的破裂,只有构成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都遭到破坏才意味着婚姻关系的不可挽救。
(三)符合离婚条件的情形客观存在与证据的难以取得出现矛盾
《婚姻法》中规定的四条离婚理由虽具体,但因举证较难,所以在离婚诉讼中适用的并不多。如对于“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人同居的”,受害者非侦察机关,很难取得相应的证据来证实。对于“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因为家庭暴力多在无外人情况下发生,而且要具有持续性,经常性,造成一定的后果,受害者在被实施家庭暴力时大多选择忍受,很少向公安机关报案,即使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因为是一次或两次,而无法构成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对于“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也因被告赌博、吸毒都背着家庭成员,原告大多不知情,即使是知情了也没有相关证据来证明。对于“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原告多主张已超过两年,而被告会称原告在此期间曾回过家,未分居两年以上,而双方均无确切的证据能证明。因此上述几条规定,在实践中大都落空,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
三、对我国离婚相关制度的完善
(一)离婚法定理由的重新确定
1、离婚法定理由确定的原则
我国《婚姻法》实行结婚自由,离婚也自由的原则,但保护离婚自由的同时,又反对轻率离婚。在保护离婚双方之间的利益、未成年子女利益、公共利益等任务之间进行衡平。有关离婚的法律规定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准予离婚或者不准予离婚,而是在于挽救濒于破裂的婚姻、继续维系双方的感情、重建家庭的和谐。一旦婚姻已不符合社会需要、婚姻在双方之间无需维系时即应解除,而不能以是否存有过错来区分,即不能以为了维护未成年子女和无过错方的利益而不予离婚,即离婚理由的确定仍应采用绝对破裂主义。
2、离婚法定理由的具体内容
相对于我国离婚理由的主观性、抽象性,澳大利亚的离婚依据只有一项,即婚姻已不可挽回地破裂。即离婚必须是结婚两年以上,夫妻分居不少于十二个月。[3]这样的标准更加的简单、客观、非道德性。不管另一方是否同意离婚,也不管谁对谁错,通过是否分居这个简单的标准,加之十二个月的客观时间经过,就可以申请离婚并成功获得判决。分居不仅要有分开居住的客观实际,还要有分居的意思表示。当然“同一屋顶下”的分居也是允许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澳大利亚这种简单、客观确定离婚理由的做法,我国也可以借鉴。即将《婚姻法》中关于离婚理由的规定修订为“人民法院审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应准予离婚。”而对于其他情形则在法条中不加规定。
(二)离婚救济制度的完善
对于一些为维护婚姻关系中弱者的利益而不准予离婚的问题,则完全可以通过对我国离婚的救济制度进行完善而解决,而不能将不准予离婚作为对有过错方的惩罚。
1、在家务劳动补偿中不应以夫妻分别财产制为前提。 
《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面支付出较多的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予以补偿。”在我国,夫妻分别财产制还具有超前性,大多数普通家庭实行的仍是夫妻共同财产制。按照现行的规定,实行夫妻财产共同所有的家庭,在离婚时为照顾家庭付出较多的女方就无法得到家务劳动补偿,这对于为照顾家庭而放弃工作的女方的权益保护尤为不利。所以在以夫妻分别财产制作为提请家务劳动补偿的前提会使提供家庭劳动者在离婚时获得补偿的可能性减小。因此只要一方对婚姻家庭做出的贡献超出法定的义务,另一方因此而获利,那么无论离婚当事人之间实现分别财产制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制,提供家庭劳动者都应得到经济补偿。补偿的标准就是将家务劳动量化,参照的依据可以是当地雇佣家政服务的价格,如雇佣月嫂、保姆、钟点工等来完成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常见简单的家务劳动所需要的费用。对于一方协助另一方完成工作的,则可以参照受益方的获益情况来确定补偿的数额。
2、对经济帮助进行具体化规定。 
《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当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该规定过于原则,对于何为生活困难,适当帮助的“度”的问题均有不同理解。在司法实践中,离婚后无住房的妇女较多,而实际上得到住房帮助的很少。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7条对此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婚姻法第42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对于“生活困难”应从相对困难的角度来理解,如果离婚导致一方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另一方,那么生活水平较低的一方就可以提出经济帮助的请求。可根据房屋产权性质的不同,采取临时居住权、长期居住权或房屋所有权的形式帮助。对于上文案例中提到的年老病残、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原告,则应由原告对其提供长期的经济帮助,而单纯的判决不准予离婚并不能使被告获得原告对其的生活帮助,也不能起到保护弱者的作用,同时又是对诉求离婚的原告利益的损害。而对于一些具有劳动能力,只是暂时无生活来源的,则可提供短期或一次性帮助,使其经过培训或受教育提高劳动能力,获得生活来源。当然,一旦接受帮助一方死亡或者重新组建家庭,则停止帮助自不待言。
3、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进行完善。 
一是扩大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范围。目前我国《婚姻法》所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行为的过错是法定过错,包括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情形。而不包括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出现的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维持非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关系或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维持持续稳定的非共同居住关系,这样就大大地缩小了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该规定对于保护非过错方的合法权益极为不利。卖淫嫖娼等行为也是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都会对配偶产生严重的精神伤害,同样可能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应将之列入离婚损害赔偿过错的范围。另外,长期赌博、吸毒等行为会给家庭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给配偶带来严重精神创伤,也应列入过错的范围。由于导致婚姻解体的原因复杂而具有多种可能性,增加“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过错”这一兜底条款,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让法官来确定何种具体行为构成重大过错以及认定其损害后果,将有利于切实保障离婚妇女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婚姻自由。 
二是过错的举证责任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如上文所述,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一般都很隐蔽,难以取证,同时还牵涉到隐私权知情权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往往因为举证太难而无法认定。而该问题的认定直接影响到过错责任的承担和离婚时财产分割的比例,故其在案件审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过错推定原则采用的是举证责任倒置,离婚诉讼中的过错方只有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或存在法定抗辩事由才能免责,而主张离婚损害赔偿的一方不需要针对对方的过错进行举证。这对于解决离婚时无过错方举证困难,增加无过错获得离婚损害赔偿的可能性具有重要作用。 
三是破坏婚姻关系的第三者也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婚姻法》中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并没有将破坏婚姻的第三人列入损害赔偿义务人行列,无过错方只能向有过错方要求赔偿,而无权向破坏其婚姻关系的第三人提出赔偿请求,第三人不负损害赔偿责任,实际上是免除了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责任。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笑贫不笑娼”的怪现象,甚至有些大学生为赚零花钱而卖淫,在一些人羞辱心缺失的情况下,“第三者”、“二奶”的出现更是比比皆是。因此有必要向这些“第三者”、“二奶”亮剑。根据民法的基本理念,每个人都要充分尊重他人的权益,尽到对他人的谨慎和注意义务,尽到正当行为和不作为的义务,努力避免损害结果。重婚或姘居中的第三者明显没有尽到谨慎和注意的义务,使得婚姻中的无过错方的身心都受到严重的伤害,但却对第三者没有任何惩罚措施,无过错方的损害从第三者处却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因此,在《婚姻法》中应以过错责任的形式追究第三者的民事赔偿责任,只要该第三者主观上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重婚或同居的,都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样规定的益处不言而喻:一是使受害者的损害的赔偿得到更大的保障,二是通过该种规定对第三者以威慑,减少重婚、“包二奶”现象的发生。
当今社会,因生活压力较大、外在诱惑的存在导致离婚现象频发,即为了维护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稳定,也为了使在家庭苦海中的人能解脱出来,应对离婚法定理由进行准确界定,即实现离婚的自由,又能使婚姻解体的受害者的利益得到维护。


[1] 载于《思想战线》,2003年01期。
[2] 胡志超:《中国破裂主义离婚法律制度》,法律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第154页。
来顶一下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
发表评论 共有条评论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匿名发表
推荐资讯
相关文章
    无相关信息
栏目更新
栏目热门